与同从湘西大山走出来的前辈作家沈从文执迷于乡村诗性哲学的生存叙事不同，田耳的创作指向山外复杂的世界，他试图寻找一个超出自身生活阅历以外的生存空间。当年，沈从文闯荡世界，最终置身于繁华的都市，但乡村的印记像空气一样进入他的呼吸、像氧气一样渗入他的血液，挥之不去。尽管他的天份、悟性和执着努力使他获得了成功，赢得了尊敬，但多年的打拼、奔走和辛酸使他对城里人有了一种不平的怨气，他笔下绝大多数城里人都是受嘲弄或被讽刺的对象。沈从文总是以“乡下人”自居，一是表明他的身份，、表明他与城里人精神趣味的分野；，二是一种自保姿势，他以“自贱”的方式抵抗外在的强大力量；三是“小地方人的谨慎”（谢有顺语），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是当年沈从文面对现实的围困实现精神的飞翔所作出的努力。

    年轻的田耳没有沈从文那样的生活阅历，却也没有一般山里人常见的自卑。虽然现在他置身于上海，在文学创作上也有了一些骄人的成绩，但并没有享受到空前的成功。可贵的是，他没有区分自己是城里人还是乡里人，他关注更多的是创作环境本身，是对文字书写的执迷。他是单纯的，甚至有些理想化的单纯。他在一部作品中，借主人公之口说出自己的心灵渴望：“我骨子里向往一种单调的工作或生活，比如灯塔看守人，或者是在南沙的一个海岛上放哨，甚至，我还幻想过坐牢，单人牢，在里面抱一本很枯燥的书。”这可能也是作者内心最为真实的想法。因为关闭自己，可以使自己很好地思考一些深层问题。面对外面世界的众声喧哗，面对现实的围困，他希望抓住创作的刹那实现灵魂的飞翔。

    短篇小说《围猎》就是这样的一个文本。田耳以不动声色的叙事方式向我们真实地展示了荒诞的生活是怎样形成的，它浓缩了人类的经验和现实的处境。文本展示的是一种精神上的围困，隐喻我们现实的处境，我们的身份随时可以被改写。当我们去围猎别人的时候，我们自身也成了别人围猎的对象。这是这篇小说的价值所在。田耳把荒诞的细节置于现实中，又把现实生活变成荒诞发生的真实场域：一个谈恋爱的、眼睛很近视的小伙子被一种神秘的力量推动着，卷入了一场“围猎”的斗争中。没料到，围猎不成，自己反而成了围猎的对象。尤其可笑的是，在围猎的过程中，参考者经历了紧张、兴奋、无奈、放松、戏谑和夸张的全过程，最后把围猎变成了游戏、变成了狂欢式的闹剧。大家对围猎的对象越来越淡漠，对围猎的结果越来越不在意，大伙在意的是刺激、是围猎的行动本身。田耳的这个作品在荒诞中掺杂着幽默，但叙事的幽默并没有消解精神表达的沉重，相反，这种幽默变成一种有质感的、带着疼痛的锋芒刺入我们的阅读期待。

    如果说，《围猎》向我们传达了人类自身一种真实尴尬和精神的困境的话，那么，田耳中篇小说《蝉翼》（《青年文学》2007年7期）则试图在理想的价值观和传统的道德视域中实现精神的飞翔。这篇小说写的视角非常独特，写的是一个叫小丁的训练斗鸡的小伙子生活与情感的困境与争扎。他与女主人公朵拉的男友杨力是同学，他受杨力的委托去照顾朵拉。这篇小说可以看成是青春小说，但有一般70后那种青春小说的反叛和行为的怪诞不同，这篇小说写得很内敛，甚至是过于内敛。小说的情节很松散，没有大起大落的情感波动，没有始乱终弃的情节，传播的也是“发乎情、止乎礼”的心灵冲动。小丁与朵拉在一个隧道里，面对情欲勃发时能够控制。一方面，我们看到，有一种原欲的力量推动小丁与朵拉发生某种关系。另一方面，又有一种比原欲更大的不易察觉的力量控制那种反道德、反传统的事情发生。这种控制与许多70后作家以“暴露”和“恶搞”的精神走势不同，作者对传统道德的坚守和捍卫是难能可贵的，是自觉的。原因在于作者心中有一种理想。有了这种理想，就能实现精神的飞翔。

    如果要挑田耳的缺点，那就是：这篇小说写得过于完满了，作者把朵拉结婚的事实也写了，把小丁在参加婚礼过程中的复杂感受也写了。其实，这些东西在我看来，是并不重要的。杨力考取了研究生，地位提高了，朵拉去北京看杨力，回来后情绪不好，或隐或现地展示朵拉与杨力之间关系的不牢固。一方面，朵拉与“我”（小丁）的关系越来越好，另一方面，朵拉与杨力的关系似乎又越来越不好。这样，就为故事的发展留下了诸多的可能。但是，当文本把朵拉与杨力结婚的事实写了出来后，虽然是一个圆满的结局，其实是对主题的冲淡，使文本留下的“可能性”太少。如果写到朵拉与“我”在想做爱而没有做成、“我”洗完澡出来，发现朵拉走了后，就再也没有出现。假如不写她与杨力的爱情终成正果，给读者留下的想象空间就会大得多。作者要突破现实的困境，实现精神的飞翔，这种情形于读者而言，是同等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