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特别强调，要建立健全廉租房制度。社会由此普遍预期，2007年将成为廉租房建设在中国真正启动的一年。此后，有关廉租房的讨论陆续不断，在中央的推动下，各地廉租房政策逐渐呈现出来。建设部等九部委联合发布《廉租住房保障办法》，其中有关资金来源的部分最值得关注。

　　首先，这又是另外一桩中央意志、地方买单的政策。在《保障办法》中列出的五项资金来源中，不包括中央财政补助。只对中西部等财政困难地区给予支持。资金来源地方自主，意味着廉租房基本上是地方政务，廉租房的租赁对象被限制在当地户籍人口范围内，看起来好像就是顺理成章的事。

　　另外，其中有两项资金来源规定得非常明确：其一，提取贷款风险准备金和管理费用后的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余额，应当全部用于廉租房建设；其二，土地出让净收益用于廉租住房保障资金的比例，不得低于10%。这两项规定，在事实上为各地廉租房建设划了一条底线，对各地的项目启动起到了强迫性作用。

　　当然，各地如何使用这些钱、如何将廉租房建设地方化，这些具体问题在全国性政策指令中不可能有明确硬性规定。所以，很难预料是否还会出现深圳那样的情况，将几乎全部的廉租房都偷换为“微利出租房”，租给公务员等而成为实质上的“特权福利房”。实际上，各地政府在落实廉租房政策之时，将有非常大的自主空间，尤其是对财政相对宽裕的珠三角城市，既可以利用这空间敷衍中央、偷取实利，也可以利用这空间解决本地的具体问题，造福城市。

　　前天，广州市政府常务会议上讨论并原则通过了《广州市廉租房保障制度实施办法》。根据广州的具体情况，廉租房保障范围由双特困户扩大至低收入困难群众。实际上，广州市2005年登记在册的5643户双特困户中，仅余的近3000户将在下周进行的摇珠分房中全部获得廉租房。这说明广州市解决低收入人群住房的能力很强，决心和投入都很大，这当然是一件好事。这还说明，广州市有相当大的空间，来根据本市情况制定本地化的廉租房政策。

　　国家推动廉租房政策，其目的是解决国民的生活困难，让低收入人群有房可居。此目标落实到各地，便成为解决本市市民的生活困难。在这个地方化的过程中，户籍制度的缺陷非常明显，尤其是在广州、深圳这样的城市中，流动人口比例非常高，而且，在低收入人群中的比例更高，以户籍为基本条件的廉租房政策，根本与这些低收入流动人口无关，解决不了城市中最大面积的住房困难问题。

　　从全国范围内来看，过亿流动打工群体作为弱势中的弱势，他们的住房问题根本没有任何保障。当然，这里所指的打工群体，绝大部分为农村户籍，他们本来就不在“城市居民住房保障”体系当中。但是，即使不考虑城乡二分法的公平问题，从现实的角度考虑，城市也需要这些农民身份的“市民”，这些人的生活也确实是城市社会的一部分，他们的住房问题，国家必须从全盘考虑解决，城市也同样应该承担一部分责任。

　　广州近年来，随着房价飞涨，城市生活成本明显增加，城市准入门槛明显提高；城市中调战略实施以后，城中村将会陆续拆迁，这是大量外来低收入人口的栖身之所，他们以后要在城里找到租得起的房子，将会更加困难。有人认为，流动人口是犯罪的源泉，是社会治安的祸害，是影响城市面容的负面因素；依此观点，这些“流民”全都离开广州最好。但是，即使再次不考虑公平问题，广州人自身的难题也无法解决，历年春节民工归家给广州市民生活带来的诸多不便，就足以证明这个城市对外来工的依赖。

　　但是，广州市在廉租房建设大举启动之时，在已经解决双特困户能力尚有盈余之时，似乎并未考虑是否可以将外来工纳入福利覆盖范围。比起来，非户籍人口比例更高的深圳态度要积极很多，虽然还未有实质性进展，但是已经将问题纳入议程，据称深圳国土部门正在考虑，允许在深圳暂住7年的非户籍人口申请廉租房。如果此议果然成型，城市流动人口住房困难将就此破题，一个艰辛的人群翘首以盼，我们的城市翘首以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