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日报》报道说，前几年在京城风风火火买房的温州和山西大款现在开始“出货”了——抛售手中囤积的北京商品房，其中最多的一人准备出手400多套。也就三四年工夫，北京万年花城的房价，从每平方米五六千元涨到了一万五六千元，其他楼盘的房价几年差不多也翻了一番多，不少炒房客看看风头准备现在“套现”了。以万年花城为例，一平方米赚一万元，一套100平方米的房子就赚100万元，可以想见，当年的炒房团将在京城房地产市场上赚个盆满钵满。

　　就像股市上一样，某些炒家的暴富常常系建立在无数散户的亏本基础之上。然而炒股是一种游戏，起码在中国算一种游戏，一部分人的钱被转移到另一些人的口袋，一般人不认为是剥夺乃至掠夺，因为游戏规则明摆在那儿，谁赚谁赔皆无话可说。房地产市场毕竟不一样：炒房导致泡沫，直接损害普通购房者的利益。出于实际居住需要的普通购房者，毕竟不是股市上的“散户”，他们的利益被掠夺，其非公平性、非道德色彩比股市上的“剥夺”要严重得多。

　　尽管如此，这些年来，我们却给予了炒房者以及炒房团过度的宽容。

　　市场经济允许投机，而“炒”是投机的典型方式之一。任何一种“炒”都需承担风险，且收益与风险成正比。也许基于此，社会容忍炒房者存在。按说，经济就是经济、市场就是市场，对任何投机行为，都不能简单用道德标准予以衡量，更不能指望投机者人人都变成慈善家。然而它需要一个大前提，即这个市场是成熟的，因此也是公平的。问题是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并非一个成熟、公平的市场，因为构成该市场的非市场因素太多。对于这种背景下的市场投机行为，用道德标准衡量乃至约束一下，并非苛刻。

　　从政策层面看，我们这个社会对炒房者同样是相当宽容的。尽管某些地方政府出台所谓的“禁炒令”，但由于所“禁”过于狭窄和具体，作用十分有限。近年来的第二套房贷政策虽然白纸黑字，但最终几乎演绎成了一出闹剧。对大规模炒房者的抑制作用并不大，出于改善居住需要的普通市民，倒受到了立竿见影的限制。

　　几年前温州、山西炒房团大规模进军北京，舆论对此并未保持足够警醒。笔者从媒体上看到的更多的说法却是：炒房团并不会导致泡沫，不会构成对北京房地产市场的冲击。因价格畸高、节节攀高而买不起房的普通市民对炒房团当然是反感的，可他们虽然人数众多，却难以从理论上、政策上以及舆论上对炒房团形成制约。至于操控理论、制定政策、负责舆论的人，并不厌恶炒房行为。尤其是某些地方政府，生怕本地房价涨得不够、涨得不快，因为房价背后隐藏着他们太多的利益。

　　由此笔者呼吁：从民生计议，从公平计议，从金融的安全计议，对“炒房团”都不该有过度宽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