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世纪，有两大“情圣”纵横于欧洲。一个是唐璜，另一个是卡萨诺瓦。唐璜更像是贾宝玉，而卡萨诺瓦则无论美丑都以全部的肉体能力来取悦对方。意大利人卡萨诺瓦才华卓越，他把彩票制度推荐给了巴黎市政府，结果让当年的巴黎市财政收入翻了一翻。不过遗憾的是，卡萨诺瓦经天纬地的才华却没有发挥的地方。这似乎也决定了他一生所建立的功勋，最终只能是在欧洲贵妇的床上。他留下了一本自传，洋洋十几卷，详细记录了他一生与二百多位宫廷贵妇的风流韵事。卡萨诺瓦的自传近年虽然在大陆已经出版，不过都是洁本，出版社美其名曰“精华选”。

　　卡萨诺瓦是当时欧洲贵妇们绝佳的肉体情人，当然，也是后世不少男士的人生“楷模”。无论从何种程度来说，他一生的经历对任何正常的男人，都是一种挑战和诱惑，会招致无数的神往与嫉妒。卡萨诺瓦揭示了享乐主义的哲学“真谛”，生活的每一天都不会重复，绝不要放过任何可以享乐的机会。享乐主义者遵循快乐至上的原则，因此，这种以个人快乐为根基的人生原则和价值观，对所谓的主流道德观是一种致命的颠覆。在其享乐之时，道德、廉耻统统抛在一边。享乐主义与公共道德也是一对天生的仇敌。

　　享乐主义者的忘乎所以，也使他们的所作所为成为是一种炫耀性行为。因而，他们也不会放过对任何欢乐时光的记录。卡萨诺瓦的自传即是炫耀，也是对曾经的快乐体验的反刍。相信，如果当时有数码相机、摄像机，卡萨诺瓦一定会成为一个伟大的“自拍主义者”，会给后世留下大量的影音资料。不知陈冠希是不是卡萨诺瓦的信徒？然而，无疑陈冠希的自拍行为，不会仅仅是为了娱乐自己，照片和录像也是他向别人炫耀的资本。在艳照门之前，这或许是一种圈内的行为，照片曝光后，这种炫耀被动地借助现代传媒而达到极致。

　　陈冠希的父母将他的出格行为，视为自己失败婚姻的产物。这种回应无疑是感性的和浅薄的。面对复杂的人性，谁知道在被压抑的潜意识之中，有谁不想做一回陈冠希或者卡萨诺瓦？也许正是因为有着这种内在精神价值观的高度一致，艳照门引发了一场大众狂欢。

　　然而，艳照门也让我们这个社会人格分裂的病症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一个多月来，舆论的谴责和政府的严正表态，并不能压制住媒体以及大众对此事的热烈关注。从酒桌到茶肆，从咖啡馆到夜总会，从报纸到电视台，无论男女一谈及艳照，都会呈现出亢奋的表情，亢奋之后更多的是一致谴责的“酒桌共识”。其实亢奋泄漏了内心的一切，而谴责则是作为一种掩饰，是为了能够在公共场合谈论此事而获得一种合法性的外衣。这正是人性的虚伪之处。艳照门于是就变成了当今社会的一次集体宣淫，然而，大家又不必产生任何负罪感。只要政治正确，欲望的表达就可以不受约束。对主流道德观的外在服从和对享乐主义的内在认同，足以表明作为社会属性的人的自相矛盾，以及几乎每个人都存在着的人格分裂的病症。

　　当今社会并非真的容不下陈冠希。对陈冠希的道德谴责和舆论声讨，不过是一种假象。严苛的道德律令之下，是被压制的对陈冠希的内在认同。在社会集体无意识的深处，有着陈冠希、魏小宝、卡萨诺瓦们存在的巨大空间。在与公共空间隔绝的卧室之内，陈冠希未尝不会成为被模仿的偶像。卡萨诺瓦死了，会有若干个卡萨诺瓦诞生出来，没有魏小宝，就可以创造出一个魏小宝。陈冠希退出并不意味着香港就干净了，香港娱乐圈还不知道有多少个陈冠希。

　　无论是陈冠希还是卡萨诺瓦，他们代表的都是人类的欲望，以及以满足欲望为本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不管社会伦理如何排斥他们，他们都是一种不能根除，也不能不正视的客观存在。在自由主义者看来，陈冠希的自拍都是作为个人行为而存在的，任何人都不能假公共道德和多数人的名义来对其进行谴责。这一原则不但适用于艳照流出之前，还是艳照流出之后。当然，在主流价值观看来事情则恰恰相反。既然在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绝对的道德权威，因而，这些辩论都如同鸡同鸭讲。回到事实，也许更应该惊讶的是，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中，我们已经看到了一场并不多见的社会价值颠覆运动。不管颠覆者为何、辩护者为何、谴责者为何，艳照门对主流价值观的颠覆与解构也同样是一种不容否认的客观存在。

　　陈冠希的道歉和舆论的谴责，到底能改变什么？最多是把已经被颠覆的秩序，恢复表面的平衡。不过，陈冠希已经实现了对整个社会的内在征服，而颠覆一旦开始，便只会继续下去。卡萨诺瓦虽然死了，但是他的书仍然有人在读。将来即便艳照门风波平息，艳照仍然会流传下去。享乐不止，颠覆不休！

　　陈冠希或许将成为一个历史人物。他是作为性解放的标志，还是男权社会的偶像，亦或是被钉在耻辱柱上的罪人，恐怕未来社会对他的角色定位仍然充满了暧昧与尴尬。除非，在将来若干年后，人们的灵魂深处爆发了革命，史无前例地实现了对欲望的征服。届时，他们便会有足够的道德优势来鄙视我们说：“看，那个无耻荒淫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