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草案讨论到通过立法，再到实际执行，资方对《劳动合同法》的“攻击”始终存在。全国两会之前，广州两会上就有企业界的政协委员批评该法严重不公，过分保护了劳工权益，削弱企业用工自由。日前，参加全国两会的前中国首富张茵女士持同样看法。

　　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进一步表示，要向全国政协提交提案废除“无固定期限合同”，并认为一旦废除该条款同样有助于劳工利益。果不其然，张茵委员的见解和做法引发网民“骚乱”，招致对整个资方的激烈炮轰。

　　资方对新法有怨愤，在各种场合表达对它的排斥性意见并不新鲜。虑及她所代表的界别和身份背景，张茵女士对《劳动合同法》有那样的解读也属正常。甚至于，提交反对提案也是在履行委员的权责，并无越界或违法之意，其言说不该承受任何谴责。只是，在此番言论引起的喧哗中，当予以强烈警惕的不是委员说了什么，而是劳工代言人的缺失，以及由此造成的单向度的“辩论”。

　　事实上，涉及劳动合同法的争论流布于坊间，弥漫在大众媒体上，然而绝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辩论。劳工缺席不在场，理想中有话语交锋、存利益博弈的辩论没有建立起来，一如既往地表现为资方的控诉。在张茵等委员发言之前、《劳动合同法》执行前夕，资方的不满一度演变成裁员行动，在受政府遏制后，此类行动没有蔓延。也曾有劳工受其牵累下岗，引发抗议举动，尽管如此，还是没有形成有效的对话，辩论更是空想。

　　一部法律是否完备、需不需要修正当然可以讨论，全国两会也是合适展开此类话题的场合。问题是，为什么只见张茵疾呼而不见劳工出面？不管网民怎么愤怒，他们走不上前台；不论车间的劳工对资方说辞如何看待，但无出面驳斥的途径。总的形势仍是失衡的。资方不缺乏利益代言人，并利用重要的政治场合鼓与呼，协力对法律施加压力。本应同台发出声音、与之对弈的劳工阶层却隐没了，成了沉默的绝大多数。

　　这一所谓“辩论”的缺陷大概印证了当今劳工的地位，也间接证明他们在政治生活中的尴尬境遇。对于劳工的地位问题，无论资方还是劳工自身都有焦虑。不过相较于资方完整的利益集团，劳工像沙子一样分散。分散的利益群体当然无法形成清晰、集中、有力度的诉求。在这样的情势下，劳工权益存在三种出路：被虚假地代表，被多方面束缚，被习惯性漠视。这大概也是因为两会匮乏劳工委员或劳工代表，或委员们尚无就公共议题进行辩论的议政意识。可是，政治建设的诸多后果为什么必须由劳工承受？

　　劳工被阻止在辩论台之下，实际上也被阻碍在利益博弈的权力结构之外。显然，张茵委员们不仅能无碍地“辩论”，隔空发力，还有能力影响劳资关系在现实利益上的调整。这既包括在工厂中以管理之名干涉劳工权益，也可以是扭转法律重心，在宏观层面上制造利己的格局。在法律文件之外的领域，全国两会提供了资方表达意愿的身份和影响力，劳工方则没有获得这一政治平台的对等待遇，因而在这场“辩论”中缺席的不只是劳工代表，也包括政府职责。

　　由此可见，“辩论”的新缺憾再次折射出政府治理的老问题。与主动吸纳新阶层或新富成员的政治倾向相比，劳工除了数量的增减和利益诉求的“老套”外，似乎不见得有新意，一贯地没能吸引政治意图的关注。眼下，工会作为政府从工厂外部赋予劳工的组织，已经在强势的资方面前，暴露出许多亟待解决、似乎也难以解决的不足。最近的例证就是，一部《劳动合同法》已将这个组织的大多数薄弱衬托出来，不要说组织劳资辩论，恐怕连承担“劳工利益代言人”这一角色也勉强。岂止是辩论，劳工遇上需与资方谈判的矛盾，都选择避开工会，以各种方式给政府施压，就很能说明问题。

　　正所谓劳工有束缚，劳资无辩论。一方缺席，理应受到质询的其实是三方，亦即：资方的咄咄逼人，劳方的隐忍谦卑，以及政府的力有不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