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艳照门这类突发事件的治理过程显得局促、迟缓和困顿？一个可能的回答是，我们的管理策略和视点更多的侧重于国家安全、基础信息安全、社会稳定、意识形态等刚性的国家领域，而不是网络文化、道德建设、传播心理等柔性的社会领域。
——杜骏飞(南京大学教授)
有三个艳照门事件。或曰，艳照门有三个性质完全不同的阶段。当事件的性质发生转化，其所凸显的传播与社会管理的意味和价值也就迥然不同。
第一个艳照门是那台电脑所记录的不雅照片，它引发了如此众多的注意力，然而究其本质，这只是一个个人的道德取向问题。第二个艳照门是犯罪嫌疑人盗窃计算机数据、触犯刑法，其传播艳照的行为侵犯了当事人的隐私权。香港警方对涉案人员的果断处理方式及结果都是可以预期的。但是，很不幸，事件很快演进到了第三个阶段。
第三个艳照门是为数相当巨大的网民群体，哄传、下载、传播不雅照片，其性质可以理解为是一次有伤风化的社会失范行为，或者说是一次不良信息传播失控事件。在香港警方初步控制了事态之后，1月31日后，事件却在内地愈闹愈烈，内地网络管理在艳照传播领域的“意外的”疏松及其后果，引起了海外媒体的高度关注。观察家很容易形成这样一种疑问：中国的网络传播法规前后颁布了46种之多，一向给人以治理严谨之感，但是遇到艳照门这类突发事件，在法理和治理措施上却依然显得局促、迟缓和困顿，这是什么缘故？
除了对于网络法治和管理部门的诘问之外，还有一个更大的问号指向那个俗称为“网民”的社会公众群体。当艳照门纳入传播控制轨道后，很多网民出现了情绪反弹，称网络监管损害到了网民的知情权和传播权。事实上，网络哄客对艳照的辗转相传，实际上除了涉及道德风化外，客观上也在助长犯罪。尽管对“再传播”和“自由下载”不良信息行为的法律界定目前还有争议，但由于大规模的艳照传播涉及未成年人保护，因此，艳照在网民中的无限制传播无疑亦属涉法事件。
网络传播的内容监管向来是一个在国际上普遍存在的难题，原因何在？简言之，是因为这里面有多个变量要考虑。这里，我们姑且以艳照门的内容传播为解析的对象：首先，传播内容如何定级？我们现在还没有定级的专门条例，大陆的诸多网站、网民打着“热图”的名号传播的色情图片的性质常常是暧昧不明的；其次，受众如何区别对待？在任何传播业的管理中，对成人的管理都是相对宽松的，而对青少年保护则很严格。没有对受众和观众进行定级，导致了相当多的法律空白。再次，网络监控达到什么样的控制程度？最低的程度，是先从站方着手进行信息控制；然后是对网民进行制裁；最后是从虚拟控制转为现实控制，责任追溯到现实人物。那么，我们究竟要控制到哪一级呢？
按照这样的分析，在艳照门的内容监管方面就可能出现三个变量、七个选项，大致会有12种以上的性质与策略界定，对网络群体化事件的定义如稍有歧义，有关法律法规就会呈现迥然不同的面貌；在理解和执行过程中稍有歧义，则会导致完全不同的社会后果及影响。我们希望在艳照门呈现这类事件的严重性和急迫性之后，有关法律专家和国家管理部门能够加快完善网络社会法治的步伐。
另外，还有一个显然的结论是，教育专家可以通过艳照门事件，形成对网络社会教化活动和网络文明建设的新认识，促进网络社会文化向良性方面发展。举例来说，由于香港政府在事件的中期对传播行为属性的界定非常清楚：公开的大众传播犯法，朋友之间传播不犯法，因此从2月5日之后，很多网民就不通过BBS，而是通过MSN进行小群体传播，其威力也并不亚于大众传播。因此，结论是，要从根本上控制这种不良的网络传播行为，必须加强对公众网络道德观的引导。对于失范的网络传播行为，或许，其最终的管理结论是，最高级的控制存在于网络社会通过道德净化而达成自我约束的内心。
艳照门的后期，是一个社会道德事件。关于道德问题，我们不可能像康德那样马上就以“浩瀚灿烂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律令”来给万物立法。当艳照门呈现为一场针对人类社会道德治理的管理事件时，我们还只能像以往那样，最终借助于理性建构为审慎判断、严谨立法、科学管理。因此，就网络社会管理的执行者而言，重要的或许还不是立即行动，而是谦逊的思考。社会公众对于艳照门的当事人的私人领域的道德审判需要谨慎，与此同时，网络社会管理者对待公共领域的道德、文化的控制也必须是科学而有节制的。而在当前，这种有节制性首先要体现在我们必须正视管理的不足。
前文中，我们问及，为什么在艳照门这类突发事件的治理过程显得局促、迟缓和困顿？一个可能的回答是，我们的管理策略和管理视点更多地侧重于国家安全、基础信息安全、社会稳定、意识形态等刚性的国家领域，而不是网络文化、道德建设、传播心理等柔性的社会领域。艳照门事件存在有很多的社会联动，不仅事关法律，还事关教育、文化、道德、行业管理，还涉及对人性本身的思考。艳照门是一个非常全景化的事件。艳照门事件再次说明，道德、生活、法律和政治不是分离的，它们统一于社会正义。我们必须以更认真的态度，来破解网络社会所呈现的管理迷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