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青年报》报道，云南弥勒县贫困山区一小学校长违规使用教育资金，从义务教育经费中支出12万元组织教职工到北京、上海等地学习考察，被审计部门查处。

　　规则面前人人平等，作为公立小学校长违反财经纪律异地考察学习，怎么说也是不对的，不能因为你处“贫困”地区、你们的老师没出去见过世面很“可怜”等为由，违反规定就“情有可原”甚至“心里坦然”。该校长说：“都21世纪了，作为一个教师，还没出过县、出过省，怎么给学生讲课！”这话的逻辑就很有些蹊跷：如果该贫困县真的是“与时俱进”，跨入21世纪网络数字化的新时代了，一个教师可以通过网络很经济方便地放眼和感受世界，那恰巧就真没必要亲身出县出省甚至出国“考察学习”了；退一步说，即使真的有“出去”开眼界的必要，与其让老师开了眼界回来后再“讲课”给学生听，倒不如将这些钱直接花在学生身上，让孩子们直接去感受外面精彩的世界。

　　如此看来，该校长的说辞，与一些地方和部门掌握公款使用权者以考察学习之名出国旅游的逻辑很有些一脉相承，只是在程度上，这些教师们的动机和情节似乎更容易博得人们同情。

　　而此事件之所以能够在“感觉”上引起很多人的“同情”，其根由可能要到教育财政制度设计的合理性上去寻找。由于教育体制方面的深层原因，多年来我国基础义务教育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存在严重的城乡隔绝、区域不平衡等问题，缺乏一套畅通的、平衡的人力资源流动性配置和开发机制。这里存在一种“双重封闭”困境：一方面是大量的受过中高等教育的大中专毕业生(包括师范生)宁愿堆积在大城市待业，也不愿意到西部偏远落后农村的“广阔天地”中“开眼界、见世面”，干一番“大有作为”的事业；另一方面是像弥勒县这样的西部贫困山区千千万万的教师们，几十年如一日坚守在封闭艰苦的教学第一线，连坐火车、出县城进省城，到首都北京看一眼天安门的机会都没有，因此花了两千多块钱公款出来旅游一次就“震撼”不已，“激动”和“兴奋”得热泪盈眶，结果还要受批评、补交欠款，听了实在是有些让人伤心。这种不平衡性、不合理性不是某个校长、老师的个人问题，而是教育体制职能错位的结果。

　　所以，一个总的原则应该是“对事不对人”。此事件在“情节”上不算严重，因而可“轻描淡写”；但在性质上折射出来的问题却很严重，应认真对待———要大力加强中央政府在基础义务教育方面的平衡性转移支付，加大教师培训费预算比例，建立高度开放、多元畅通的教师人力资源流动网络和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