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龙游县法院近日判决的网络裸聊案，其实并非全国首例。2007年4月，北京曾出现一桩近似案件，只是石景山区检察院先以“聚众淫乱罪”提起公诉，后来又主动撤诉。其理由是无法依据《刑法》找到一个合适的罪名，相关律令的严重滞后性与“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之原则，导致检察院打起了退堂鼓。

　　龙游县法院终究一鼓作气，一“进”到底：以“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为由，一审判处裸聊者方某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5000元。实言之，对照《刑法》第363条的量刑标准，判决并不过重，可见法院的审慎。但最大的问题在于，不是罪行之轻重，而是罪之有无。为什么龙游县检察院没有步石景山区同行的后尘？

　　据报道，龙游县检察院对裸聊案究竟以何种罪名起诉，曾有过不同的认定意见：一认为应当构成传播淫秽物品罪；二认为应当构成聚众淫乱罪；三认为应当构成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四认为一对一的裸聊纯属个人行为，仅涉及社会风气问题，危害并不足以判刑，给予拘留、罚款等行政处罚即可。最终，他们凭证据认定，方某上网裸聊是以牟利为目的，获利2.4万元，遂取第三种意见。

　　这个判决清晰展现的司法推定逻辑如下，裸聊即“传播淫秽物品”，即犯罪；以牟利为目的，则再加个尾巴，罪行要严重一些。如果中国司法奉行判例至上之准则，以龙游县法院的裸聊案判决为标尺，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估计法院和监狱会变成色情的菜市场。

　　除了法网过密，举国皆罪，这两大事件还有更本质的共同之处：关于“淫秽物品”，中国法律到底该如何界定？

　　《刑法》第367条对“淫秽物品”的规定实在太笼统，充斥着道德化的虚幻判断：“具体描绘性行为或者露骨宣扬色情的诲淫性的书刊、影片、录像带、图片以及其他淫秽物品”。什么是“色情”(据说“情色”就不违法)？什么是“诲淫性”？尽管剔除了两类——“有关人体生理、医学知识的科学著作不是淫秽物品；包含有色情内容的有艺术价值的文学、艺术作品不视为淫秽物品”——我们看到，这道天网设置得仍旧太密了，就好比严打时期，你当街脱裤子小解，都要以流氓罪论处；将来某一天，我们用手机发个自编的荤段子，都可能处以“色情”、“诲淫性”之名，在监狱呆上一年半。

　　相比之下，香港司法就科学多了。《淫亵及不雅物品管制条例》虽然同样陈旧不堪(1987年9月颁行生效)，但将待管制的物品分为“淫秽”和“不雅”两级，而且有成年人、青少年之发行区别，至少够明确；同时它们严格遵行“疑罪、未名罪从无”之原则。如“艳照门”期间，香港警方拘捕了一个名叫钟亦天的艳照传播者，后又将之释放，因为淫秽物品审裁处裁定，钟氏所发布的图片不属淫秽，只是不雅，可以在成人之间传播，于是放人撤诉。我们需要反思的是，同样的艳照，为什么在内地属于淫秽，在香港仅是不雅？

　　裸聊案的审判，不仅指向法条的缺憾，还暴露了司法思维的封闭。既然现有法律无法支撑此案件的定罪，为什么一定要牵强比附一个本来就遭受拷问的罪名？报道说，为“结合净化网络环境的社会需要”，这让人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