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目前对于是否会从此退出央视青歌赛还不置可否，但余秋雨表示，自己确实需要有“接班人”，对于“接班人”的人选，余秋雨提出了三个标准，“第一是要有即兴谈话的语速，也就是说语速不能太慢，这一点是需要训练的；第二是在和选手谈知识的时候要有艺术的感觉，不能仅仅是就事论事；第三是要有能不受外界争议影响的心态。”（《新京报》2008年4月11日）。

　　常言道“人怕出名猪怕壮”，连续三届央视青歌赛的评委，且每次都是“风口浪尖”上的人物，以一己之力承受万众之压，当评委当到余秋雨这份上，也确实不容易了。所谓“功成”好“身退”，此乃聪明人的明智之举，余秋雨自然深谙其“找准台阶下”之理。因此，适逢其时地放出风声，提及余氏“接班人”也就顺理成章了。

　　在笔者看来，在青歌赛上反客为主的余秋雨提出的“接班人”三个标准，之于央视青歌赛能够红红火火办下去，是十分必要的，至少从评委的功用角度而言，无论对于比赛还是对于观众，都有合理之处。想想，恣哉悠哉的语速，可以调节比赛紧张的气氛；以艺术的感觉与选手大谈知识，正好印证了文艺乃相通。而最重要的，就是要有“百忍成金”之功力。评委嘛，既然可以大言不惭地评论他人，自然要经得起周围反评的风浪。

　　然而，从以上近乎苛刻的“接班人”标准中，笔者丝毫看不到一个“文化名家”的余秋雨的影子，相反，则是一个“工具”味甚浓的余秋雨：即兴谈话的语速是被刻意地训练出来，艺术的感觉是在有目的的自我陶醉下想象而成，偶尔间的文化口误，甚至可以带给活动主办方意想不到的高收视率……所有这些，前提是一位令人敬仰的文化学者，成为了一场红红火火的歌唱比赛的“明星评委”。文化未见却尽显工具，何以至此？我想，设若不是为了做好中国第一收视垄断节目的评委，得名望利，余秋雨又怎会放弃文化苦旅之情怀，而不惜背上“矫揉造作”甚至“无知”骂名之代价呢？敢问余秋雨，意下的“接班人”，接的是文化教评的班，还是娱乐工具的班？

　　也许，从“余氏接班人”标准其显而易见的“工具性”大于“文化性”的背后，我们更应该看出这样一种可怕的现象：中国的许多知名文化学者，当红作家，在名利、欲望和诱惑的面前，正在成为商业利益追求者的傀儡，听其摆布，任其使唤。虚浮乃至洋洋自得的心态，已然在纯洁的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的面前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可悲！

　　愚以为，歌唱比赛设立“文化评委”的意义，是在于可以给参与者和观众带来知识文化素养上的收益，而不是靠名声靠“错漏百出”哗众取宠来赚取眼球。有远见、有良知的作家与学者，是不应该因为社会的浮躁与虚荣心而动辄成为臣服于娱乐、名利的工具，否则，对于文学、文化事业健康发展只能有害无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