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余秋雨通过博客正式向“青歌赛”告别，还回应了青歌赛时的种种争议。他表示参与这个活动，目的不在于歌手和比赛，而是做文化传播普及工作，想要在浮躁的社会中借取这个能够吸引几千万观众的平台，来点点滴滴地渗透文化话语，扩大文化气氛，并称此目的已经达到（《东方早报》2008年4月22日）。 

　　从余秋雨略显疲态的话语当中，观众可以清晰感知到：一位文化名家对于文化传扬的厚重责任心。为了渗透文化话语，扩大文化气氛，弘扬我大中华文化，宁可在数千万观众的面前承受种种非议，单是这份大家风范的忍量，就让人高山仰止。在这一点上，笔者同样肃然起敬。但问题是，笔者更心存疑虑：余秋雨如此委曲求全，其借用“青歌赛”平台传播文化之举，价值几何？文化的传播又岂能只停留在简单肤浅的娱乐层面之上？

　　其实，细心想来，余秋雨之所以能达到他所求目的，实乃情理中事。在娱乐大行其道的今天，信息一体化加强了视觉的社会普及，助长了文化娱乐化的需求。当国人过上了富足生活之后，享受性、宣泄性消费的比例在大众文化消费中便不断上升，人们宁愿选择气氛相对轻松活泼的文化消费形式，使之于快节奏生活下自我内心的紧张情绪得到释放，忧愁得到消解。而在此背景下，青歌赛设置吸引眼球的“文化素质考核”环节自是应运而生，因此造就了以历史文化学识著称的余秋雨的“用武之地”。表面上看，余秋雨是借了“青歌赛”这个平台传播文化，而实质，反倒是“青歌赛”沾了文化名人的光，只不过是把文化点评变成娱乐节目中能够哗众取宠的一处点缀，一个能够吸引观众眼球的卖点而已。

　　正是这种名利场上“相互利用”的心态，将中华文化的传播停留在简单的“娱乐”层次上，从而大大消解了文化的本质意义。事实上，传播文化与百姓生活的结合，难道就只能抓住“娱乐”这根救命草不放吗？非也！在笔者看来，对文化学识的掌握的确不必是条条框框地死记硬背，是完全可以通过生活娱乐方式潜移默化来传播。借助“青歌赛”这个平台以大众娱乐消遣的轻松方式，寻求百姓生活对中华文化养分的汲取，是时代性使然，乃无可厚非。但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娱乐化并非文化传播方向的全部，传播中华文化，不能动辄就依赖娱乐手段！所谓“玩物丧志”，文化与娱乐的结合必须有个“度”，文化传播讲求的是精益求精，应当不浮躁不冒进，不即兴说大话误导大众。

　　一言以蔽之，余秋雨挥手作别“青歌赛”，未必就是坏事。至少，在今后的一些标榜有品位有文化的娱乐活动场合中，文化名家大言传播“孔子是战国后期人”的学识，不会再成为路人皆知的笑谈了。